为了纪念中国猿人发现70周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国古人类遗址》一书。这本书由吴汝康和吴新智主编，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编著。由这几位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首席科学家撰写的著作，其权威性可见一斑。
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常常是以新发现和新认识来推动的，所以经过若干年后，科学界常常要根据新的发现来重新评估过去的一些看法。在此之前，一本有关中国古人类的专著是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吴汝康等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时隔10年之后，这一领域的巨大进展十分引人注目。而这本书从立足于广大一般读者的角度，请科学家和权威人士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无疑非常适时。
该书以人类演化的时代先后来编排章节，其中详细介绍了我国22处直立人（猿人）阶段的化石和旧石器地点，12处早期智人（古人或尼人）阶段的遗址和47处晚期智人（新人或克人）阶段的遗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人类发展各阶段所有代表性遗址和地点。在最后的第四章里，作者以专家的身份分别从人类演化研究最新进展、旧石器考古学、更新世哺乳动物演化和古环境角度来全面评述了中国古人类的体质演化、文化特点和生态背景，许多内容涉及到90年代的最新成果。
该书中除介绍了过去的一些重大发现，如中国猿人、元谋猿人和蓝田猿人以外，还详尽介绍了近10年来的重大发现。比如，1992年发现的南京汤山猿人头骨，发现于四川巫山龙骨坡、于1991年被鉴定为直立人的巫山人下颔骨断片，和1989及1990年发现于郧县曲远河口的两具古人类头骨。这些古人类化石都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这些珍贵的考古新发现，为了解直立人在中国的分布以及他们体质特征的演化和异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古人类化石以外，一些古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或深入研究，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了解。其中包括郧县曲远河口与人化石共生的200多件石制品、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和东谷坨遗址石器研究的新进展、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文化和年代学研究的突破、旧石器时代中期著名遗址丁村发现的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贵州六盘水市附近的大洞遗址于90年代发现的人牙化石和2000多件石制品、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年代学的进展和中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的探索等等。
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一直是在争论中发展的。受制于材料的不充分、研究手段的欠缺以及研究者个人的看法不同，意见相左的争论在所难免。如何对待有争议的科学问题，这本著作也提供了一个值得推崇的榜样，这就是立场客观、持论公平，尽量不被个人感情的好恶所左右。
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和旧石器考古学界有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争议。
一是巫山人。龙骨坡发现的一段下颔骨断片被发现者和个别国外学者鉴定为直立人，而另一些专家认为应属于猿类。在介绍这一发现时，该书作者客观地综合各种意见，描述了目前偏向于猿类的主流意见，但是仍将这一发现放在直立人的地位上来讨论，立场十分得体。
二是西侯度遗址。这个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和1962年发掘。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的早更新世。由于发现的石器较少，而且受流水冲磨明显，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批材料可能为自然动力所致。书中客观介绍了不同观点的分析依据，并未作任何断然的结论。
三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现代人类起源问题。1987年自从美国的三位分子人类学家根据线粒体DNA的成果提出“走出非洲”的假说和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之后，该说法一时风靡全球。中国的有些遗传学家也采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人的起源和各民族的遗传关系。在该书中，作者应用了国外大量的新材料和新成果，结合国内丰富的科学资料，从体质人类学、人类演化理论、中国古人类化石的观察和分析，以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来讨论了线粒体DNA分析和化石材料之间应当注意的问题。作者还及时应用了1999年国外专家对分子人类学的最新评价，认为线粒体DNA分析还有待于更多的实验，并预言今后10年中会有更复杂的人类遗传学模式问世。书中还指出，分子生物学不应处于最终的科学仲裁者的位置，而应结合人类化石形态和文化分析进行综合的研究，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面对21世纪，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将被最尖端的科技成就武装起来。科学家们将有可能更加深入细微地探索我们人类的过去和来历。而《中国古人类遗址》一书可以为包括专业工作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勾画这一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起点。
（《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大32开精装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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